今年我提了两个提案，一个是有关“文学、文化如何在公共外交当中发挥作用”；另一个是有关“加强对‘非虚构’作品真实性的把关”。
先谈谈第一个提案。我认为，作为一个大国，中国的外交在世界上备受瞩目，通过一些普通的外交事务，很难实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沟通；然而，通过文化、文学进行沟通，却非常便捷。因为人与人、国与国之间，实际上都存在感情的问题，文学很容易打通这层关系。比如，我们对俄罗斯的感情，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源自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了解。这种由文学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感情，渗透进我们的血脉当中和思想深处，我觉得特别重要。同样的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，来自中国文化、文学的力量，也可以在外交当中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。因此，我建议国家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
再来详细说说第二个提案吧。这个提案是基于当下文学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，它关注的是近几年国内新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——“非虚构”。实际上，“非虚构”在我国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，它就是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，比如上世纪30年代夏衍的《包身工》，上世纪50年代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等，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。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和新闻的要求是一样的，要严格地审查、核实后才可以发表。但是这几年来，有些人为了回避审查制度，引进了西方文学界的“非虚构”概念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通过立法，加强对“非虚构”类文学作品的真实性的审查。“非虚构”必须是客观真实的，有人认为主观的“真实”，或者是主观的“非虚构”就可以了，这是不对的。我认为，除了文学手法以外，其他内容都必须是客观性的。
我们强调，作家要扎下身子深入生活，而身处第一线的亲身经历和感受，对纪实文学作家、报告文学作家来说非常重要，对“非虚构”作家而言也同样重要。法国著名作家左拉为了写《铁路工人》，趴在拉煤的火车上待了15天；《人间喜剧》的作者巴尔扎克为了生动刻画作品当中的人物形象，进行了长期的生活体验；李白、杜甫写了那么多精彩的作品，都是靠脚走出来的，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成就了他们的经典作品。我觉得今天的作家，不存在知识、技巧方面的问题，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不够。作家一定要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去深入他们的生活，尤其是要了解和深入他们的情感生活。要尽可能地让我们的心和身子都扎下去，落到地上，才有可能取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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